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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誨人不倦”孔子言行探究

        時間:2021-09-13作者:葉莉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誨人不倦”孔子言行探究的文章,孔子“誨人不倦”之言語行為在《論語》中有較多的表現。所謂“誨人”,意為教誨他人,是“傳道、授業、解惑”,即講明道理,表明觀點,給予啟發和引導。

          摘    要: 孔子一生“誨人不倦”,其教誨言語具有教導性、經典性和垂范性,充分體現了儒家孔子的思想傾向、理想追求、價值判斷、學識修養、道德情操及審美情趣?鬃“誨人不倦”目的明確,能夠創設和諧的“誨人”環境,運用和諧的“誨人”方式,催生和諧的“誨人”效果;其教誨言語富含深意而又通俗易懂,將鮮明的時代特征,深刻的民族性體驗與人文性認識結合起來,從而產生了動態客觀的啟示性、自我掌控的靈慧性等方法論意義。

          關鍵詞 :     孔子;誨人言語行為;語用意圖;儒家文化教導范式;方法論意義;

          Abstract: All his life, Confucius "taught people tirelessly", and his teaching words were instructive, classical and exemplary, which fully illustrated Confucius' ideological tendency, ideal pursuit, value judgment, knowledge and accomplishment, moral sentiment and aesthetic taste. With the clear goal of "teaching people", Confucius was capable of creating a harmonious environment to "teach people", of making use of a harmonious method to "teach people", and of propelling the achievement of "teaching people". The speech act of Confucius' teaching are rich in deep meaning and easy to understand, which combine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profound national experience and humanistic understanding, thus producing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dynamic and objective implication, and self-controlled wisdom etc.

          Keyword: Confucius; Speech Act of Teaching; Pragmatic Intention; Confucian Cultural Teaching Paradigm;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引言

          孔子畢生“學而不厭”并“誨人不倦”?鬃訉θ说慕陶d言語、教誨行為正是其實施教育的一種主要方式。所謂言語行為,是一種以語言為媒介,發揮思想傳播、情感交流、信息傳遞等交際功能的特殊社會行為,是行為主體思想傾向、理想追求、價值判斷、學識修養、道德情操及審美情趣等方面的綜合體現。而具有教誨性、指導性的言語行為則是通過語言交流思想、表明看法,達到規范、引導和調節人類社會行為,促進社會和諧與發展的目的?鬃拥乃枷胝窃 “誨人不倦”的言語行為中闡發、形成、傳播并在中國歷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的。

          孔子“誨人不倦”之言語行為在《論語》中有較多的表現。所謂“誨人”,意為教誨他人,是“傳道、授業、解惑”,即講明道理,表明觀點,給予啟發和引導?鬃铀d之“人”大都是具有一定思想、見解、閱歷、專長乃至較高思辨能力的“弟子”或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王公貴族等求教者。這樣,孔子“誨人”言語活動就具有特定的深刻的時代背景,它是貫穿特定言語意圖、采取特定方式、體現特定思維范式的一種言語行為。這種言語行為具有教育性、啟智性、規范性和勸誡性,總其大成則是一種理想境界、和諧社會的建構活動,形成完整的儒家文化教導范式。因此,對孔子“誨人不倦”言語行為及其所構成的儒家文化范型的探討,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孔子的社會理想、思想人格、教育觀念、教育方法等,對當代和諧社會理論的建構與發展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一、孔子“誨人不倦”言語行為的語用意圖與培養目標

          “孔子所處的社會,是動蕩的社會;所處的時代,是變革的時代。”[1]當時的社會已經“禮壞樂崩”。所謂“禮壞”,是指因當時處于奴隸社會的崩潰、衰亡并在逐漸轉化為封建社會的過程之中,權臣乃至氏族內部的家臣無視禮制,公然瓜分公室,把持朝政,專擅軍政大權;所謂“樂崩”,主要是指諸侯大臣僭越地使用音樂,耽于淫聲。概言之,就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顏淵》)。在這樣的時代里,孔子建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主要是“以仁為體,以禮為用,‘克己復禮為仁’(《顏淵》),仁與禮的統一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睦、和諧共處,為政以德,就是和諧秩序的呈現”。[2]孔子從自己的理想出發,希望把弟子們培養成一個能處處用儒家思想上佐國君、下安百姓、出使不辱使命、閑居不忘大道的“士”,并以此為社會脊梁,建立一個像自然界一樣有秩序的“禮”“樂”和諧的社會!稑酚·樂論》指出:“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別。”說明自然界是一個有秩序運轉著的整體,而天人合一的儒家和諧思想,“提倡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類之間的關系是相通、相類和統一的關系”[3],因此“儒家禮制文化的根本目標就是建立一個等級和諧的社會。這是一種倫理型的社會,同時也是一種秩序社會。”[4]孔子窮其一生,“誨人不倦”,正是為了實現這個崇高的理想。
         

        “誨人不倦”孔子言行探究
         

          孔子的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企求建立規范、有序、合理的社會秩序,弟子也都隨他奔走,由此還形成了政事派弟子。所以《論語》所載言論多與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理想人格等有關。理想社會的形成關鍵是具有“文質彬彬”風范的君子,因而孔子“誨人不倦”言語行為的主要意圖是培養君子。“在《論語》中,孔子所描繪的君子是儀表端莊、崇德向善、慎言敏行、學以致道、善于交際、愛才惠民、安貧樂道的人。”[5]而君子的主要標準是達到“仁”的境界?鬃拥“仁”既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最高準則,又是社會生活的普遍原則?鬃訉“仁”的解釋,有兩點很重要,一是“愛人”(《顏淵》),二是“克己復禮為仁”(《顏淵》)。前者是“仁”的核心內容,后者是個人實現仁的主要途徑。仁者“愛人”“一以貫之”的是“忠恕之道”(《里仁》):“忠”就是積極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顏淵》)。仁者“愛人”的最高要求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雍也》)。

          不過,孔子對君子的標準則因具體的人而異:高到德才智兼備,低到能具備某些優點即可。“從培養目標看,孔子提到的人,有‘成人’‘君子’‘賢人’‘仁人’‘圣人’。根據孔子的論述,依境界的高低,我們可以將其道德教化的培養目標整理成如下序列:君子(成人)→賢人→仁人→圣人。”[6]這個目標是一個連續統,孔子講低標準,是要為人們的人格修養提供信心;而講高標準,則是引導和要求處于更高水準的人們不斷走向自我完善,“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人格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人”。所謂“成人”,“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即要做一個“成人”,必須達到智、仁、勇、藝、禮、樂等六個方面的要求。社會實踐中,要達到這種完美人格的境界是不容易的,所以孔子補充說:“今之成人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由此可見,孔子是根據不同時代、不同狀態提出要求的,其君子的培養目標具有可行性和現實性,而且,只有這樣,才能為理想的和諧社會的建立奠定不同層次的人才基礎。

          二、孔子“誨人不倦”言語行為構成的儒家文化教導范式及其特點

          孔子的“誨人不倦”具有明確的教育目的,并因此形成“誨人”的儒家文化教導范式,即能夠創設和諧的“誨人”環境,運用和諧的“誨人”方式,催生和諧的“誨人”之果。

          (一)創設和諧的“誨人”環境

          孔子之前時代,學在官府。為達到預期的培養目標,孔子私人設立學校開門招生,而且學費低到“束修”即可。同時,孔子還制定了教學大綱,選編相應的教材,區分了相應的學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學而》)“文”即歷代文獻;“行”即社會實踐;“忠”即忠心;“信”即誠信。與此相對應的是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進行教育。不過,據《論語》分析,除此而外,孔子還對一般求教者給予了當面的指導。這種“誨人”的言語活動更為重要,諄諄教誨的過程中,關系更加和諧,思想闡發更為明晰、深刻,也更有針對性。

          孔子創辦私學,在繼承和發展古代教學科目的同時,自覺地收集和整理歷史文獻資料,所編著的《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書”是我國第一套較完整的教學用書,分別代表了文學、政治、倫理、音樂、哲學、時事六項內容,其中《書》與《春秋》兼具史書價值。這六書各具不同的教育功能和教育目標:“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禮記·經解》)這些典籍都能很好地為達到培養君子、創造和諧社會這個目標服務。以孔子的聲望、治學精神、誨人態度和辦學理念,自然而然會形成一個和諧的教育環境,為弟子們的學有所成創造了條件。

          (二)運用和諧的“誨人”方式

          據史書記載,孔子開堂講學,有很具體的教學活動。但是,《論語》中并沒有描述,有的只是“誨人不倦”的言行,其中頗具特色的方式有以下幾種:

          1.提示與引導

          提示與引導其關鍵在于激發學習興趣,促使學習動機與學習行為相和諧?鬃釉毡樘栒伲“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這里,孔子是以詩的功能和作用來引導弟子的。而在施教的過程中更多的是對個體主動提出要求來引導。如孔子對兒子鯉,曾問曰:“學《詩》乎?”“學禮乎?”并指出:“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這就十分強調學《詩》的重要性:不學詩就不會正確表達,不學禮便沒有立足社會的依據,以此進行提醒引導和強化。

          據此,孔子的“誨”,首先表現在引導,而且是“引而不發”,并不系統講授,讓學生能夠做到自學、自省,做到“學而時習之”“吾日三省吾身:……傳不習乎?”(《學而》)。自學可以系統掌握相關知識,自省可以增強領悟能力,從而能夠“溫故而知新”(《為政》)。求知的欲望和學習的興趣被激發,學習目的明確了,就會產生自覺的行動去付諸實踐,以達到理想的效果。

          2.直接指導個體

          直接指導個體關鍵在于促使其知識的完備和行為修養的完善,促使其知和行的統一。具體有兩種形式:(1)先提問然后告知。如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陽貨》)先提問是引起對方注意或興趣,然后再告知,使所“誨”的內容得到了強調,引起對方思想上的重視。這種方式是針對受誨者某種行為或思想上的缺陷而為之的。(2)直接告知。如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又如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雍也》)前者是教誨子路要樹立對待知與不知的正確態度;后者告誡子夏的是行為方式和人生境界。這種直接告知具有警示性,特意告誡弟子要注意的事項或行為目標,啟之以智,導之以行,從而和諧發展。

          3.答疑釋惑

          答疑釋惑主要是針對特定對象所提出的疑問給予引導、教誨,這是《論語》中所記載孔子“誨人”言語行為的主要方式。每一個“受誨者”,因其年齡、性別、閱歷、身份、地位、觀念、性格、心理、意愿、需求、興趣等等的不同,都需要“教誨者”細心觀察,全面掌握,才能給予正確而得當的引導與教誨?鬃訐诉提出了“知人”原則,他認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學而》)有了知人原則,就能針對不同個體的特點來給予指導,從而達到促使個體的不斷完善。例如同是“問政”,在《顏淵》中,對齊景公,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為他是當政者,可以此為規范予以執行,以建立綱行有常的社會秩序;對子貢告訴的是治理國計民生的要義:“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對子張則說“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提出的是做臣子的具體要求;而對已經襲位的季康子則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強調當政者的示范作用和效應;當季康子提出“殺無道以就有道”的施政方針時,孔子則認為“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在反對殺戮的同時,仍然強調當權者的教化作用。在《子路》中,對子路則說“先之勞之”,“無倦”,要求先做示范,并且不要懈怠,是對個人而言的;對已是季氏宰的仲弓,則是出謀劃策,提供方略:“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對已是莒父宰的子夏則建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從個性和見識、見地上講的;對葉公則要求其能做到“近者悅,遠者來”,使人民康樂,國家興盛。在《衛靈公》中,當顏淵問為邦時,則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大概顏淵學識淵博,但也有不辨鄭聲與佞人之時,才提出這種警告的。除此而外,對于問“孝”,問“仁”,問“君子”,孔子都是因人而異,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來給予回答,在一種動態的不斷建構的過程中來形成一種個人行為與社會整體協調的觀念。

          這種答問有時還采用逐層遞進引導的方式進行。如子路問君子,孔子從“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憲問》),一層層地把君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作為逐步展現出來,引導弟子樹立遠大理想,為建立有序、祥和、安寧的社會做出貢獻。

          朱熹提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論語集注》),而《論語》又記載有“四門十哲”,所以“因材施教”已成為著名的教育原則。但從《論語》記載的情況看,孔子并未嚴格對弟子進行分“科”或分“才”教育,而是依據弟子或求教者的性格、學識、志向、社會地位及所處的當下情形予以教誨的,所以才出現對同一個問題的多種回答;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根據所教誨對象的具體情形,圍繞君子目標與和諧社會理想予以正確而客觀的引導,給予高瞻遠矚的指導與解答,從而構成行為指南。

          4.相互切磋,引導提高

          作為一代宗師,孔子經常與弟子們相互切磋,使認識更加深入,闡述更加精辟,見解更加正確。正是這種和諧的師生關系才使孔子成為大教育家。相互切磋的過程中,有時是肯定弟子見解并作進一步闡發,如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認為能夠“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就不僅僅是“仁道”,更是“圣德”了。有時是否定弟子見解并予以糾正的: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路》)孔子運用“二分法”來區別對待,不能不說具有辯證法的思想,對弟子觀察、認識、辨析能力的提高具有極大的教益。

          (三)催生和諧的“誨人”之果

          孔子在“誨人不倦”的教育過程中,要求學生注意學與思的關系,認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學的是“六經”,而在此基礎上既要深入思考文獻的文化蘊涵,更要思考如何聯系實際,學以致用,盡量將書本知識轉化為實際工作能力。對于“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衛靈公》)意思是對一個“不想想‘怎么辦,怎么辦’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辦了。”他告誡弟子“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由此可見,孔子要求弟子要能夠學以致用,做到“仁”“智”“勇”,因為“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只有對內能安一方百姓,對外不辱使命,才能成為精明干練的棟梁之才。由此可見,孔子大力提倡“學思結合”“學以致用”,就是要催生“誨人”之果,使弟子們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綜觀孔子“誨人不倦”之言語行為構成的儒家文化教導范式,可以總結出如下的主要特點:

          第一,教導性。

          孔子開堂講學,對人生價值、人格修養、處世原則、行事方式和人際關系、社會秩序及其理想境界有著明確而系統的洞見,因而能夠隨情而化,隨境而生,隨事而發,給予求教者以切實、恰當的指導,使受教者在諄諄教誨中獲得知識與智慧。

          第二,經典性。

          孔子被譽為“萬世師表”,其“誨人”方式,已成為經典的教育觀念。如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啟發誘導(包括“引而不發”“憤悱啟發”“開而弗達”三種形式[7])、學思結合、溫故知新、出新創新、知行統一、學以致用、言傳身教、批評鞭策、由博返約、教學相長等,已成為世代遵從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思想。

          第三,垂范性。

          孔子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被尊奉為“至圣先王”,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孔子在“誨人”教育中能夠“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真正“為人師表”,具有獻身教育的敬業精神,學而不厭的進取精神,熱愛學生的仁慈精神,以身作則的垂范精神以及教學民主理念,形成了一整套彪炳千古、澤被萬世的教育理論?鬃拥“誨人”教育實踐,可以總結為“志—學—思—習—行”五個階段。在這個訓導過程中,孔子注重以人為本,講求“立志為學”“持志而學”“好學樂學”,由此形成的學習動機理論,對在教育實踐中強調學生的主體性觀念具有彌足珍貴的指導意義。而現代的孔子啟發教育思想研究,經歷了從“方法說”到“教學法說”再到“方法論說”的過程[8]。“方法論”視啟發教育為教育過程中的教師的一種工作方式,一種內容明確、對象具體的教學方法;“教學法說”則將其定位為一種完整的教學法,包括一整套教學思想、教學原則、教學方式、教學組織形式等;而“方法論說”則將啟發教育思想上升到整個教育教學的指導思想,從而具有更高層面上的理論意義。

          三、孔子“誨人不倦”言語行為的思想方法論意義

          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是一種辯證統一的過程與關系:學是源,誨是流,學是研習,誨是在更高層次上的闡釋、傳導,乃至形成經典。從文化學、社會學的意義上講,“孔子一生致力于教化育人,期望由此改變社會與政治的不合理現象而使之趨于合理與美滿,他充滿信心地教誨人們崇尚道義而消除丑惡。”[9]正因為如此,孔子被德國當代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稱為是“影響中國歷史幾千年的儒家文化范型的主要人物之一。”[10]換言之,孔子在“誨人不倦”的過程中,建立了儒家文化范型,創立了與釋加牟尼的佛學、蘇格拉底的哲學鼎立的世界三大文化格局的儒學。因此,其“誨人不倦”之言語行為必然閃現出思想方法論意義的光芒。

          從《論語》記載的情況看,孔子“誨人不倦”之言語行為,恰如黑格爾在《哲學史演講錄》中所言,充滿了“純熟的道德教化”和“醇和渾厚的教導”[11]。這里的“純熟”,應該理解為“孔子的教化從不離開具體的情況和問題,而是隨緣而發,對于同一個問題的回答可能會因人、因時、因地、因情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這種并無定數的教導往往體現出一種‘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力量與韻味;所謂‘醇和渾厚的教導’,是指整部《論語》中沒有任何硬性的、切割式的、固定化的概念,沒有森嚴莊重的體系,整部《論語》彌漫著一種‘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醇和渾厚卻又婉轉活潑的氣氛。”[12]這種根據特定對象就同一觀念或問題做出不同解答或指導的“誨人”言語行為,體現出全面的、前瞻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精神,同時,也顯示出其思想的豐富靈動、博大精深。如果不看對象,對任何人都做出相同的解釋,千篇一律,形成教條,怎么可能成為具有系統理論建構的經典?

          因此就方法論意義而言,孔子“誨人不倦”具有啟示性和靈慧性兩大特點:1.動態客觀的啟示性?鬃釉诰唧w的“誨人”過程中,總是呈現出一種動態情景,“孔子在回答任何問題、評判任何事件時,從不脫離具體環境、具體事件、具體對象,甚至發問者本身的具體狀況。任何答案都是眾多因素共同決定的,答案永遠都處于生成狀態中,永遠表現為一個動態的過程。……這樣一種答案總能體現出最可領會、最能觸類旁通的構成狀態,而這也正是所追尋之事物與人生的最高的與本然的狀態,而這種本然狀態卻又處在永不停息的消逝與生成之中,這正是孔子思想的力量與靈妙之所在。”[12]2.自我掌控的靈慧性?鬃釉“誨人不倦”的過程中,極具靈慧性的思想方法是“子絕四”,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做到不憑空揣測,不絕對肯定,不拘泥固執,不唯我獨是。體現在“誨人”言語行為上,就是能“拋棄主觀的、偏執的、固定化和目的論式的思維方式、思想方法,使得心意狀態處于一種待發的勃然狀態”[12]。

          當今時代,中華民族正在奮發建設繁榮昌盛、富強、民主、文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和諧社會,為此需要塑造出具有社會主義理想人格的“現代人”,形成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關系。因此,孔子的“誨人不倦”言語行為所體現的思想和方法,在今天的現代化進程中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試論孔子論語譯注(第2版)[M].北京:中華書局, 1980.
          [2]宋希仁.論和諧與和諧社會[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12-16.
          [3]蔡德貴儒家的秩序的和平論[J].孔子研究, 2003(4):4-15.
          [4]趙載光儒家“中和”哲學與社會和諧理念[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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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鄒元江從“孔子生平的開端’看其“仁學思想的實踐本質[J]孔子研究, 200(5):4-14.
          [11]黑格爾.哲學史演講錄(卷- )[M].北京 :商務印書館,1987.
          [12]劉旭光.孔子之思的美學意義[J]孔子研究, 2003(2)-40-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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